佛门艺僧

 

秋天 是什么时候来的

下了场雨 法国梧桐就斑秃了头发

多的叶子被风吹走了

还有些浸在水里

水饱饱的 一肚子酸楚委屈

散发着浓郁的体臭

让路人的鼻子也同样的忧郁

 

这亡逝的一潭死水

少有谁在旁停留，莫说眷顾了

这潭死水

他竟没失去本性

但他的本性确是别人的影

一五一十的

没有人在旁停留，却早被他眷顾了

 

秋天 是什么时候来的

水里有落叶作证明

等春的日子可以慢慢发酵

但 没人品尝 是何味道

就是泥鳅也不尝的

草也躲得远远的

单是那池水的体臭

也让我的鼻子忧郁了很久 很久

 

秋

 

秋雨穿林 点洒过山寺的茫径，

秋风动摇着檐脊上的铜铃；

秋叶在枝的一条上招摇，

秋水绕过远方飘渺的山峰。

 

莲蓬低垂了头，

顾她水中的倒影。

石榴羞红了面颊，

脑子里饱藏了

——粒粒甜蜜的衷情。

 

在金子般的岁月里，

枫桐迷醉了行人的眼睛，

云窗外的一钩残月

从日落又挂到天明。

还有可人的蟋蟀，

在墙隙石缝间，

重复他的三更、五更。

艺僧只是穿着袈裟的戏子

      佛教梵呗的演绎造就了辉煌的佛教音乐事业，这项非物质的文化也即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那些靠演绎梵呗音乐的人，他们在舞台上穿着袈裟，形同和尚，但又于传统的和尚有所不同，所以有人不禁产生疑问，其实这一切都很好解答，因为他们不是传统的僧人，而是传统的艺僧，是靠演绎佛教音乐乃至绘画、武术等等而谋生的人，他们叫做艺僧，所白了他们就是穿着袈裟的戏子。

这是北京智化寺的艺僧在演奏音乐，音乐结束后他们就脱下僧衣下班了。

      

上海玉佛寺梵乐团的艺僧们，在演奏现代的佛教音乐。

开封大相国寺的艺僧在世界各地循环演出佛教音乐

艺僧广行在参加苏州重元寺的演出活动，艺僧广行善于编剧和歌词创作，是为艺僧演绎佛教音乐的幕后工作者。他创作了大量的佛教戏剧，舞台剧和歌词。

艺僧与陈铎老师

 艺僧与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女士

 

 

艺僧——道心先生

 

 

       作为一种职业已经存世已久，而且现在又光大发扬的趋势，但是无论如何艺僧究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僧人，也不会受佛教协会的干预和管理。只是作为一名演艺人士而存在，同时也在为佛教文化的弘扬作恭喜。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艺僧这个职业。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亲耳聆听艺僧们的精彩演艺。

 

 

 

 

 

喜欢听流水潺潺过山谷，

喜欢看落花寂寂迎空舞，

喜欢在山野小径漫步，

远离喧嚣的都市，

淡泊名利栖身处。

 

没有丰盛的晚宴，

青菜豆腐和水煮。

没有喧闹的笙箫，

铜磬晨钟和暮鼓。

 

不为爱情伤心落泪，

不为功名劳神受苦。

一袭袈裟相伴，

那是永恒不是孤独。

 

看我微笑着，

拨动手里的念珠，

那是发自心底的祝福。

禅的安详是心的安详，

是让心灵和谐的音符。

 

看我微笑着，

翻动案上的经书，

那是发自心底的祝福。

禅的安详是心的安详，

是让心灵和谐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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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法堂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之所居处，我们借以此名而成立的佛教讲堂和佛教实业（佛用品产业）以及网络虚拟工程，是为了契合弥勒菩萨利益人天，慈无能胜的本怀，也是向着太虚大师为慈宗立名，体现人间佛教思想的勇敢追随的具体表现。善法堂的建立乃是从脑海中的憧憬到网络的虚拟，到一步步趋向现实的过程。我们希望兴办佛教实业到储蓄佛教资金，去有效遏制以寺院兜售佛事，旅游经营的不良发展方向。这是佛教又一次为了自身健康发展而采取的新尝试，也是可以远朔民国时期佛教发展工厂实业而自救的后继传嗣。

 

‘无财何以养道’这是佛教昔日的一句俗语，佛教向来反对储蓄钱财，甚至南传佛教和头陀苦行的出家人向来是不持金钱的。但是中国的国情如此，佛教也适应了这种国情的发展。因此佛教在适当的时候是要有运用金钱和引导在家二众为佛教护法事业而储蓄财产，用以弘经布道，建寺安僧之大用的，这是值得肯定的善举。我们传统的认为佛教在举办佛事的过程中，得到十方的供养，而聚集资财用以修葺寺院，这是正规的途径。佛教兴办产业似乎举无先例。其实佛教僧人不便出面直接开办工厂，经营产业，但是可以引导佛教在家二众弟子们去执行这个方略。圣严法师也说：比丘可以不用财产，佛教却不能没有产业。佛陀时代有人布施三宝的田园房产，佛陀也是委托在家弟子代为经营。所以我们不再讨论佛教应不应该兴办产业，而是如何兴办佛教的产业。太虚大师在《整顿僧伽制度论》中提出佛教经济应该是全国统一的。这是个理想和口号，究其至今未能圆其大志，固然与历史和国情有关，其实也与吾人之努力不无关联。

 

佛教应该有长远眼光，应该从现在开始筹办各道场的生产事业，到了自给自足并有盈余的时候，佛教无求于俗人，化缘、做法会拉人情、这些怪圈套不住我们，佛教在现实社会没有被改造，更不会被消灭。佛教事业兴办，佛教僧侣之负责审查和督导，生产销售由正信的在家弟子去完成。佛教受益，在俗的居士们也会间接受益。佛教那些因为做佛事，废弘法，开旅游经营，而忘记安居静养的风气也将一并拂去。

 

我们现在着手创办的佛教香烛工厂和经营的店铺以及将来运行的网站和进一步的实业计划，完全是为了佛教整体事业发展而操作的。荧荧之光虽微，但聚之而广，必然灿若银河。我们期待十方善信的共同努力。

 

愿佛教向着健康之路发展！愿四众弟子团结一致为佛教之繁荣兴盛而努力！

 

 

广行 撰文

2011年10年7日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

　　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被称为“革命和尚”，他除了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佛教改革事业上。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佛教发展曾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  

　　佛教提供革命理论

　　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佛法倡导赞叹和乐共存的道德，对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从没有把战争描写为光明与美丽，但它是世间相的一角，释尊并不一概抹煞它。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轮王必有一“主兵臣”，这等于说：离了为正义与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推行仁政的领袖，要具备种种的条件，首先是“军众净洁”。军众，不但是第一，并且还需要纯一不杂，具有崇高理想的净洁的军众。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无诤的和乐共存。可见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若从宗教角度看，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较，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被燃起而最后才熄灭的是反宗教情绪。反观中国的辛亥革命，在进行过程中，并未含有反宗教情绪，反而出现宗教界支持或亲自参与革命的行动，中国境内的反宗教情绪，要等到稍后的“五四运动”才出现。

　　清末思想界曾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当时一些思想家，非常注意佛学研究，并把它用作为改革、变法维新或者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近代早期改革思想的代表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均笃信佛学，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吸收佛学为其精神养分；同样地，辛亥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少信佛之士，如章太炎、黄宗仰、苏曼殊等人。这种现象，就如同梁启超所说的：佛学是晚清思想家的“伏流”，其时所谓“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也。

　　《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说：“晚清壬寅癸卯年（1903-1904）间，上海维新志士有乌目山僧者，章太炎着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着之《革命军》，书面均署其名。时人只知山僧为方外人，而不知即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也。”冯自由提到的黄宗仰、章太炎、邹容，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汪荣祖认为，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中国，革命中国最有学问的革命家是章太炎。当我们要探讨佛教对革命理论的影响时，章太炎是个很好的例子。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1898年春，入张之洞幕，以言论过激，与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和而离开。戊戌政变后，章因新党嫌疑，避居台湾，一度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应梁启超之约，东渡日本。时梁启超方倾向革命，与孙文、陈少白相得，章得与闻革命运动，乃著《訄书》，宣传革命排满。1901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木刻《訄书》行世。1902年，再度赴日，与秦鼎彝（力三）等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宣言，轰动一时。1903年，蔡元培组爱国学社，聘章为教员。邹容着《革命军》，章为作序，时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主立宪，拥清廷，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驳之，传诵一时。不久，“苏报案”发生，邹容与章太炎都被清政府要求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通缉，后章太炎被租界当局判处3年有期徒刑，邹容2年，邹在关押近2年后病死狱中。

　　值得留意的是，章太炎刑期较邹容长，年纪较邹容大，但邹容却病死狱中。此中关键在：章太炎在狱中读了佛经，邹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病”。章太炎接触佛教，有其家庭与修学背景，当他在青少年时，就因其父亲章浚“中年颇好禅学”，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茹素念佛”，这对青少年时期的章太炎有一定的影响。又，章太炎从“少知经”，到“始知佛藏”，进而“观《涅盘》诸经”，到“渐进玄门”，与宋恕（平子）的“开导与引路”极有关系。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狱，促使他向佛学领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狱中每天“役毕，晨夜研诵”，终“乃悟大乘法义”。章太炎在狱中所读的，是《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论》、《成唯识论》，属于因明、唯识学的论典。据章太炎自述，他视“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章太炎对佛教的态度并不迷信，是经过一番理智抉择的。章太炎虽谈佛学，却重视自己的思想，佛教经论的广大内容，刚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现成思想数据与语言。

　　1906年5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翌年初，苏曼殊与刘师培、何震夫妇赴日，与章太炎同寓，章太炎曾为苏曼殊《梵文典》一书题序，为何震辑《曼殊画谱》题跋，可见章、苏交情不恶。此时，佛学成为章太炎鼓吹革命的精神力量，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孔教、基督教皆不合用，只有佛教最可用。他鼓吹用佛教的平等说进行反清排满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权，因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清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后，章太炎又在《民报》发表《建立宗教论》，认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要做到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章太炎以为，佛教最足以担当此重任，因“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也。章太炎在革命党宣传刊物大谈佛学，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有人害怕《民报》会变成佛教刊物。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的文章，主要特征是“以佛学易天下”，鼓吹排满与他所理解的佛法。但章太炎发表的文章并不限于佛教，佛教只是他的思想根底之一。章太炎在《民报》谈佛，绝不是消极，而是要积极地建立一种革命人格观。

　　早在苏报案发生前，章太炎就有“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的念头，他在1907年，曾宣布要在来年“披剃入山”，并约苏曼殊一起“南入印度”，为自己取了一个“震旦优婆塞”的别名。为谋赴印，请了一个印度人教他梵文。为筹措费用，通过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引致革命党人之不满。1908年4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批评章太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抛却了平生抱负”。章太炎对此事并未隐藏，曾在《越锋日报》发表一公开信，以说明真相。1916年3月，章太炎再兴出游印度之意，想“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寻释迦大师遗绪”，以遂夙愿，为此曾写信给他的学生许寿裳，请他帮忙筹措旅费，可惜还是没有结果。    

　　就宣扬革命而言，孙文与黄兴都不及章太炎，而章太炎在革命理论宣传上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与佛教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极有关系。

　　僧人参与辛亥革命

　　    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说，南社有4个和尚：即半路出家的李叔同、酒肉和尚铁禅、半僧半俗的乌目山僧黄宗仰、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民国纪元前3年，其宗旨是反抗满清，名为“南社”，有“反对北庭”的意味。但黄宗仰并没加入南社，比较确定的是李叔同与苏曼殊，所以陈星说他们是“南社二僧”。诗人柳亚子曾创办并主持南社，他称，“苏曼殊为逃禅归儒，李叔同为逃儒归禅”，将二人并称。

　　    从僧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看，黄宗仰、苏曼殊、铁禅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叔同反而与革命较无直接关系。以下就黄宗仰、苏曼殊等人参与革命之情形，一一加以叙述。      黄宗仰（1861-1921），江苏常熟人，16岁时到三峰寺出家，法名印楞。5年后，受具戒于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师赐名“宗仰”，他则自署“乌目山僧”。光绪十八年（1892），应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延请，前往主持讲座。戊戌政变后，宗仰目睹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交游。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叶瀚、黄宗仰等人，鉴于清廷“丧师辱国，非先从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进行，更难着手”，于是，发起创建中国教育会，暗中鼓吹革命。

　　    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先后逃亡，宗仰先留在上海，后赴日本暂避。在日期间，得识孙文，孙文欲赴檀香山，绌于川资，宗仰倾囊相助，始得成行。其时，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因经济问题，即将停刊，宗仰致函上海友人共集资相助，该刊赖以继续出版。武昌革命兴，上海陈其美、李燮和所部，各欲推戴其主为沪军都督，相持不下，经宗仰调解，燮和退让，宗仰并向哈同募得捐金3万版以助之。11月初，孙文自欧返国，宗仰亲迎至哈同爱俪园。民国成立，宗仰“廓然归山，谢绝交际”。沈潜评价黄宗仰说，他“堪称辛亥革命前后一位爱国爱教的佛门先觉，一位集诗僧、画僧于一身的革命志士”。

　　    苏曼殊（1884－1918），其父苏贾森，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与某日本妇女交往而生曼殊。1898年（15岁），曼殊随表兄再赴日本，就读横滨华侨设立的大同学校。1902年冬，加盟具有革命性质之“青年会”，与陈独秀、秦毓鎏、叶澜等相交甚契。1903年，俄侵东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拒俄义勇队”，旋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曼殊咸与其事。“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性质不同，前者属于“拒俄御侮”，后前者属于“革命排满”，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部分担任运动员，回国建立分会，并组有暗杀团。    

　　    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世界文学的杰作，1903年，苏曼殊翻译为《惨社会》，1904年，陈独秀将它修改、加工为《惨世界》。苏、陈二人的译作，非严格翻译，其中有译有作，是翻译和创作的混合，借由“批判清朝统治，号召武装革命”，从改变下层人民的地位出发，提出革命议题，此译本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有其一定地位。

　　 1903年11月，苏曼殊在惠州某寺庙出家，法号曼殊。1904年，因保皇党势力猖獗，曼殊倾心革命，曾想用手枪杀康有为，陈少白力阻之，遂不果。据柳亚子观察，从外貌看，苏曼殊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好像很冷淡，其实骨子里非常热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他没有入会，但当辛亥革命发生，陈其美在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洋时，他忽然热烈起来。当时他是在那里教书，为筹回国旅费，就把书籍、衣物卖掉，未回国之前，曾写信给柳亚子，其中有如今两句诗：“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苏曼殊对革命是充满了热情。    

　　    1914年，苏曼殊（31岁）在日本发表《天涯红泪记》及《燕子龛随笔》于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时与孙文、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彦、戴传贤等人相往来。1915年，苏曼殊曾为冯自由《三次革命军》题词。1915年，在上海，曾住环龙路孙文寓所；1916年，仍居上海，曾与陈果夫、蒋介石同寓；1907年5月2日，圆寂于上海广慈医院；丧事由汪兆铭负责经办。 可见苏曼殊与革命党人关系之密切！    

　　    智亮、意周师徒：浙江主要革命秘密机关有三处：绍兴大通学堂、嘉兴温台处会馆及西湖白云庵，为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聚之处。白云庵有智亮、意周师徒二人，智亮俗姓吕，传为吕留良之后，意周姓李，据说是太平天国名将后裔，愤满人之统治而出家。师徒好侠尚义，曾在嵩山少林寺习武，对革命党人深表同情，徐锡麟、陶成章初游是庵，即深相结纳。蔡元培、章太炎、褚辅成、秋瑾等，也常到此密商光复大计。徐锡麟赴皖经杭州，曾住此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来庵集议，商浙、皖同时起义事；同盟会黄郛、陈英士亦曾三次来庵秘密传达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指示与密约。光复后，孙文、蔡松坡亦曾游此庵并题匾额楹联。    

　　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据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毕永年，湖南长沙人，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及弱冠，与谭嗣同、唐才常相善。谭后在京任军机章京，毕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往来于汉口、岳州、长沙间，与哥老会诸首领谋匡复事业。毕永年赴日后，求谒孙文于横滨，加入兴中会。因唐才常在上海力主保皇，原支持革命之会党（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辜鸿恩、张尧卿等）得到保皇党经费，纷纷改变立场。毕永年劝唐才常与康有为断绝关系，唐坚不从。“永年受种种刺激，且以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 毕永年出家后，法名“悟玄”，曾贻书平山周，有云：“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意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利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据冯自由说，毕永年“其后不知所终”。但经杨天石考证，毕永年之出家，因受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之影响，但他“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唐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被推为副龙头，积极联络在湖南举事，并曾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紫林和尚原为革命志士，因躲避清廷追捕遁入佛门，但仍与哥老会头目有联系，支持毕永年之活动。惠州起义失败后，毕永年回广州，卖掉西服，着上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到白云山隐居。1902年1月，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享年32。 

　　铁禅（1894－1945）：番禺下茅人，善拳技，能诗、能书、能画，清光绪10年曾在黑旗军刘永福部下做过幕僚。回粤后，家居赋闲，以书画自娱。因遭甲午大疫，妻、子相继死亡，遂入六榕寺削发为僧。 辛亥革命前，铁禅结识孙文，同情并支持革命。六榕寺在戊申广州之役时，是策划革命活动总机关底下8个分机关之一，孙文曾在六榕寺内召开秘密会议，铁禅因而与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相识并有交往。中华民国成立后，铁禅在广州组建广东省佛教总会，任会长。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返广州时，铁禅迎孙文至六榕寺，得孙文赠予《平等自由博爱》和《阐扬佛教》两匾。另白云山双溪寺主持蟠溪和尚，铁禅独与之友，因他能协助埋葬七十二烈士遗体，对革命亦有功。

　　除了上述几个例子，辛亥革命时有些寺院是革命党人的后勤中心，有些寺院还组成僧军，实际参与革命活动，如武昌首义时汉阳归元禅寺。归元禅寺位居战略要地，一度是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和粮台、后勤机关所在地。

　　1911年11月3日，黄兴在武昌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当晚率总司令部人员进驻汉阳西门外昭忠祠，昭忠祠在归元禅寺南侧，属禅寺范围。革命党人在寺内设粮台，以王安澜为总办，掌军粮发放，胡祖舜负责军资弹药，也驻扎在寺内。在归元禅寺后勤行动中，按炮弹、枪弹、粮食、器材编为四个大队，每对有辎重兵三五十人，从寺本部至琴断口沿线，每隔半里至1里间，设一兵站。后民军兵败，来不及撤退存放在归元禅寺的粮食和军需品，放火焚之，此为该寺遭辛亥兵燹之内幕。

　　据1911年11月12日上海《民立报》所登短讯一则云：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有某志士，见武汉和尚甚多，特组织和尚队一营，现在报名，投效者实繁有徒，将来必有特别妙用也。”归元禅寺僧众中，有不少人脱掉僧衣，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民军队伍里，为创建共和浴血奋战。除武汉地区，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各地僧众亦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者。上海的一支，且曾实际参加攻南京的联军，率领者为灵隐的玉皇方丈（却非）。绍兴亦编成数百人，以谛闲法师为统领，开元寺僧铁岩副之。另在上海，平桥路清凉寺住持释清海、大南门海潮寺住持释应干，鉴于民军饷项不足，特发起普利水陆筹饷善会，建水陆道场49昼夜，香火所得，悉充军饷。 

“革命和尚”释太虚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除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外，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他一生所戮力的佛教改革事业上。据他自述：“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学理）革命，僧制（组织）革命，寺产（财产）革命的口号。”

　　早在1908-1909年间，释太虚因读到华山所携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章太炎之《告佛子书》和《告白衣书》，及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介绍有关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影响，而有以“佛学救世之宏愿”，“一转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真向俗”。

　　1910年正月，太虚应栖云之邀到广州，栖云与革命党人往还，谈革命殊为激烈。太虚一方面住居僧寺，以宣扬佛学及发表诗文，与官绅学界士大夫交游；又因栖云移寓省城浮印寺，所交党人粗豪放浪、横蛮诡怪者无所不有，太虚与之往返甚密，常参预各种秘密集会，太虚自己说：“令我煅炼敢以入魔，敢以入险的勇气豪胆者，亦由于此。”可见革命同志对他的性格，是有所影响的。太虚在广州，交由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大抵都是新闻记者，他们的思想，比较倾向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常常提供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斯等人的译作给太虚。其间，太虚又读到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太虚乃有“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之产生。

　　1911年3月29日，广州之役，党人殉者，丛葬于黄花岗。太虚哀之，作《吊黄花岗》七古，其初四句云：“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4月，太虚以广州革命失败，急退双溪寺住持，时官厅侦查党人甚急。后来栖云为官方所捕，于栖云处得太虚吊黄花岗诗，官方以为太虚还担任双溪寺住持，发兵围白云山，时太虚匿居潘达微之平民报馆。太虚吊黄花岗七古，曾刊载于粤、港、沪各报，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标题者。太虚因只有一首诗之嫌，别无其他物证。清乡督办江孔殷曾与太虚以诗相契，大力为向粤督张鸣岐开脱，加上汪萃伯、盛季莹等官绅为之疏解，太虚得以从容离粤返沪。

　　此时，太虚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随着革命情势，逐渐地留意到：怎样根据佛教真理，以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太虚在上海时，江亢虎宣布中国社会党党纲，太虚应之。民国元年，太虚与仁山等，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有“大闹金山”事件，震动佛教界。释印顺说：“金山兴学，固出自仁山主谋；而大师（指太虚）当时，实以革命手段出之者。”这也难怪时人会将他和章太炎，合称为革命党的“二太”。    

　　当时佛教界，有太虚领导的佛教协进会及寄禅（八指头陀）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盛，道阶为北京法源寺住持，文希也在北京，邀寄禅赴北京。值内政部有提拨寺产之议，寄禅力争，回法源寺而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召开八指头陀追悼会，太虚在会上宣说佛教协进会要旨，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财产革命与组织革命，以抒悲愤。《佛学丛报》为文抨击，太虚作《敢问佛学丛报》以驳难，亦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澜的尾声。

　　他对中国传统佛教有不满的宣示，这和他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大有关系。太虚提出佛教三种革命：一、教理革命，太虚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二、教制革命，关于佛教组织，应改善僧制。三、教产革命，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太虚所提佛教三种革命是近代佛教史上的一项创举，对往后佛教发展极具开创意义。

　　太虚在近代中国与中国佛教中，确乎是有过一番的革命言论与行动的，所以一般人常称他为“革命和尚”。民国3年9月，太虚到普陀山闭关。从政治革命的立场说，是离开了革命；但从他自己的立场说，他并不稍移其“以佛法救世的立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佛教也需经过革命而已”。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由于“革命和尚”释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影响，以及在日后革命风潮的激励，许多佛教刊物也加入宣扬革命的行列，如出版于民国15年2月的《楞严特刊》第2期，在封面页上就有如下口号：“革命是佛的素志！”“自由平等是佛的主义！”“扫除恶魔是佛的宗旨！”第12期的口号为：“打倒反对佛非宗教者！”“扫除佛的宗教贼！”“颠覆宗教式的组合！”第13期注销《武汉解放被压僧尼运动执行委员会宣言》中强调，僧尼处现今时代，要是完全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工而居，不学而得安乐，“不革命而享幸福”，无论神通如何广大，佛法如何妙好，总是难使人信仰。并标列口号云：“解放被压迫僧尼即是打破地狱饿鬼畜生！”另《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对于中国佛教革新宣言》中也说：“现在20世纪，是大革命的时代，宗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而佛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如何革法呢？就是要推翻三千年的帝国式、宗教式、偶像式、迷信式，虚伪粉饰的旧佛教，而开大乘方便的新佛化！推翻三千年帮助皇帝、王公大臣、军阀、贵族、资本阶级，宣扬公德的旧佛教；而开平民社会作工作农和合无争，统理大众，一切无碍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旧时为帝王利用鬼术神权，迷惑妇女，麻醉人民的旧佛教；而开为人类，说人话，做人事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被强权愚弄、收买、虚伪的腐败催眠的佛教，间接吃人，非人道奴隶的佛教！” 

　　北伐期间，革命风潮盛行，尤其在民国16年，国共分裂后，革命空气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所以僧众也觉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都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也有以佛教没有办法，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当时太虚曾写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认为：“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太虚还举出其中弊病及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并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办法。太虚说：“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全国都充满了国民革命的朝气，我们僧众也有起来作佛教革命行动的。”

结论

　　表面上看来，革命与佛教，似乎应该是水火不兼容，但实际情况却是，有些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行动时，吸收了不少佛教教义，作为思想武器；有些革命党人非常重视对佛教人士的联络，争取他们支持革命；某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佛教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死的狭隘修行者，只重视来世的理想主义者， 出世不离世，重视现实关怀，才是佛教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的根本。这可由本文所叙佛教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可以看出。

　　伴随着20世纪初政治革命的萌动，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家）教成为被革命的对象，道教则处于衰败之中，无法受到社会关注，具有革命资格的是佛教，佛教与近现代政治革命风潮结下不解之缘，也因此呈现出它在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应有的现代性问题。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就中、外佛教史来看，也曾出现过“僧兵”，中国之嵩山少林寺及日本安平后期之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为例。少林寺僧兵始于隋末，有以昙宗等13武僧为首的僧兵助李世民生擒王世充侄王仁则之事；宋徽宗时，河南尹范致虚任僧人宗印为宣抚司参议官并节度军马，宗印把武僧组成一支名为“尊胜队”之军队去抗击金兵；元朝建立，少林寺是元廷的忠实卫士，元朝末年，少林寺曾组僧兵反击红巾军；明嘉靖年间，少林寺僧兵曾参与对抗倭寇的战斗。至于日本史上的僧兵，由于日本佛教拥有鲜明的宗派意识，从安平后期到江户时代之前，一些较大的宗派还拥有武装，如：净土真宗之“一向一揆”，本愿寺是各地真宗本愿寺教团系统武装斗争的指挥中心；日莲宗之“法华一揆”，在京都之日莲宗，根据日莲的为了“护法”可持兵杖的教义，在寺院中备有用以自卫和向“他宗”强力“折服”的武器。战国时期，京都内日莲宗各寺院为了防备农民起义队伍和其它宗派的武装侵袭，也有僧俗一体的武装团体。 

　　20世纪中国史中，革命是其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辛亥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且是社会革命。尽管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不彻底甚至是失败的革命，但其一举推翻统制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加速社会的发展，提供后人许多经验与教训， 这段革命史还是很值得我们再研究与评估。

　　

　　（注：作者侯坤宏系台湾“国史馆”纂修，政治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战后台湾地区佛教史、中国近代佛教史研究，著有《真实与方便：印顺思想研究》等。该文原有大量注释，限于篇幅未能刊登。）

以股份制修庙 你愿意参股吗

                    —— 以股份制建设佛教道场也将成为不远的事

 

做一件大生意，单独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完成资金的投入，也就几个人合伙参股，赚到的所得，股东分成，公司的决策呢？股东投票参议，或者选择董事长决策，这就是股份制的大概意思了。

【慧普法师复建的泗州佛堂】

 

 

佛教为什么要建寺院，从佛教思想讲，是为了弘扬佛法。建寺才能安僧，僧安才好学道，学道才能传道授业，才能有更多的人学习佛法。可是现在建设寺院谈何容易，动辄几千万，少则也要几百万的投入，这些资金哪里来，是靠善男信女，众居士的供养。供养是有回报的，当然回报不是建设好的寺院，以后买门票了，众善男信女们分成。而供养建设寺庙的居士是得到人天福报，这一种修福的最好体现。

 

可是现在寺院由于受到社会需求的影响，更多的在作人间佛事（经忏），疏于或忽视对法的弘扬，所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半都在经忏唱念中。稍好一点的名山大川或者都市名寺也都要去包装洗礼一下，买门票搞旅游了。所以越来越多渴望求法的居士，不得不远去五明佛学院，远去西藏千里万里求法。我们不仅要问，我中国佛教岂无正法乎？原因何在？首先是受道场的限制，中国人很重视外在，所以佛寺务必以庄严华丽为主，耗费资财，虽然这并不是坏事，却成了日后，买票参观，是非渲染之地创造了隐伏的条件。

 【曾经的泗州佛堂】

 

所以今后佛教的正法道场向何处去。我个人认为，务虚佛教外护居士去创造一个佛教产业的基础，内在（僧侣）使佛教尽快脱离以经忏佛事盈利，以门票旅游为生计的趋演局面。应以佛教外护兴办佛教产业的力量，来支持僧侣佛法传播的力量。所以我们才说建立佛教道场要居士参与股份，当然除了道场建设好以后，个人可以通过佛教产业的盈利，取回自己的投入股份和以后的盈利外，或者把自己的投入股份向滚雪球一样，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建设更多的佛教实用道场上去。当然我不认为现有的一些佛教道场有什么不好，乃至那些经忏道场，旅游道场，也都有他的功用，我只是为佛教将来的发展，预见另一种道路。或许我这样说，还比较具象化，我下面再举个例子。

 【泗州佛堂倾颓的墙】

 

比如以前在台湾有一位法师，就曾经接管过一个佛寺，几近颓废，所以首先面临的是资金修复，于是向四方化缘，于是有各方居士，集结资金的，或者几万，或者几十万，少则几千，居士的资金总数刚好把这个寺院的大部分恢复一新，同学便召集居士们询问，可否兴办一些佛教流通处，买卖香烛等，就算把这些居士建设寺院剩余的钱用作参股吧！居士们欣然同意，于是一座以生产佛教香烛的企业诞生了，法师又专门请来一位居士做老板。赚来的钱除了公司运作以外，盈利的部分很快就还给了居士的参股部分。居士们大部分还是不收的，愿意捐出做更多的慈善。于是他们的事业越做越大，香的品牌也日渐家喻户晓。而且靠着这个香烛厂的盈利，寺院到僧人不用去为作佛事而作，转而学习经藏，有时间培养了大批佛教知识人才和讲法的人才，这个寺院后来有兴办了麻袋厂，为台湾一次重台风的袭击，送去了不可多得的保障。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大陆的一些环境，首先，中国佛教有信仰自由，没有活动自由，办一座寺院，要层层审批，万一遇到几个不守法的人，或者某个环节有问题，那真是劳民伤财，搞不好就要把居士资助的善款拿去孝敬谁了。当然我也得说这是个别现象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建设一个这样的道场呢？我们不求经忏佛事的道场。我说了，我们要找到另一条路吧！那就是购置房产或者土地，建讲堂，兴佛教产业。或许这个有点抽象，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在建的工程浩大的佛教寺院】

 

拿上海为例，上海要购置两百平米以上的房产初估计要两百万元左右，如果有五百位居士每人拿出四千元入股的话。那么很快一个佛教讲堂就可以建立。再把居士参股的一部分资金去做佛教产业，比如在上海的香烛店生意，一般一个月存利润在一万元左右。如果我们每月邀请两位法师讲经，除去法师平日的衣单费用，道场起码可以剩余七千元到五千元的利润。这些剩余的资金可以用作利润去回馈参股的居士也可以去做更多的佛教事业，居士们需求的是法，僧人们又得到了生活的资助，那么僧人以居士的第一需求为目的去学修，自然佛教曾经不正常的发展趋势就得到拨乱反正了。

修法与传法，让更多的人得到解脱才是佛教的真正存世目的。不以此目的而存在的佛教不名之为真正的佛教，无论怎么说先令欲钩牵，再令入佛智，也是个道理，但是不可以把佛教发展成为只剩下欲钩，没有佛智的地步了。

 

所以以股份制发展的佛教新道场模式，毕竟是一条新的模式。发心最重要，只有发展佛教自己的产业才是佛教有独立的先决条件，这是圣严法师的理念。当然僧侣是不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僧侣确是这件事情的主导者，是舵手的角色。

 

 

 

 过客【原创歌词】

 

还有什么属于我

还有什么舍不得

我只是个过客

路过——

 

 

繁华落下帷幕的结果

冷雨浸透了长街

十字路口纵横的对错

在我 没什么可选择

 

成功 就是一无所得

还要汗流浃背的劳作

面对成熟的高楼和身长的地铁

失业总在竣工的那一刻

 

流星滑过 大雁掠过

天空也不属于他们的

那还计较些什么

还是从容的生活

虽然我们只是路过

 

还有什么属于我

还有什么可选择

我只是个过客

路过——

 

还有什么属于我

还有什么舍不得

我只是过客

路过——

 吃素在上海已经小有风气了     

       上海有许多崇尚素食的，再加上在沪的许多台湾人也有素食的喜欢，于是应运而生了很多素食餐馆，比如枣子树，五观堂，人道等等，昨晚有幸去亲自品尝了一次枣子树的素菜，没有预约的还要排队，我们排队等了十几分钟，然后就开始点菜，一楼坐满了人，还有许多外国人，墙壁上有弘一大师的题词。

  

 

 

 

 

 

 

 

 

 

 

 枣子树还对出家师父有一定的优惠，可能店主人也是信佛的，而且发愿每年都到各大寺院供斋。还是不错的，素食值得倡导，有机会大家多去尝尝，一定会有收获的。

 

她 有拇指相触的前缘，

十万次轮回以后，

光润 照见相识的容颜。

 

她 指脚行走的磕绊，

一百零八次起点后，

却又从头相见。

 

她 只一根线的牵连，

三万个夜昼 拜服一声。

 

他娶她 不与术 与数相关，

遮羞布 加了纽 加了扣  成了衣 忘了布，

忘布 忘数。

 

她 扯断线时 又被新的线现实，

原来 每颗心都有伤的洞，

每一世 都在同一点。

        近日，网上纷传余少群即将出演一代名僧苏曼殊，余少群先生曾经在电影《少林寺》中出色扮演过一名武僧，曾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儒雅的外表，刚柔兼备的性格内涵，无不与革命诗僧苏曼殊，一代情僧苏曼殊相成一章。难怪导演会又一次慧眼选中他。

 

 

       其实把苏曼殊搬上荧幕，是从民国以来，由来已久的愿望，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民国风云人物的主意，苏曼殊又被重新重视。我们可喜的看到濮存昕主演的《一轮明月》中的弘一法师，以及更多被搬上话剧、音乐剧舞台的民国人物。所以我们再一次期待充满传奇一生的苏曼殊能够早日在荧屏重现。

       

 

据港媒体透露，新版《倩女幽魂》男主角有望在新剧《樱花》中扮演民国高僧苏曼殊。媒体透露余少群因为剧情需要已经剔发，并考虑去寺院体验生活。苏曼殊是民国时期著名爱国诗僧，南社成员之一。精通法，英，日，梵等多国语言，在诗词，绘画，小说领域都有较高成就。小说《断鸿零雁记》一度在民国引起狂潮，是民国时期偶像级人物。可惜他仅仅活了37年，他的人生故事一度被改变成粤剧。曾经与陈独秀神交的民国先进人士，一度是宋美龄的英文老师。他的故事堪称传奇，这次即将被搬上荧幕的《樱花》就是取材于他特立独行的人生经历。编剧和导演在择选男主角的时候无一例外的选中了余少群，因为看中他的气质和形象，以及深厚的演出功底。余少群因为曾经是一名越剧演员，因出演电影《梅兰芳》而出名，并且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新人奖。她主演的新版《倩女幽魂》也再此掀起了狂飙。他自幼熟悉古典诗歌文赋，并少有的接触到早期描绘苏曼殊的粤剧剧本。这次对即将出演的角色有较理性的把我。

 

        

 

香积寺

悠然香积寺，

钟声入谷深；

客在寒石下，

屐齿如耳闻。

和音乐家赵晓生先生长相思一首

并祈愿日本仙台地震死去的生灵能够往生净土

《長相思》作者：赵晓生

西原震。東瀛震。
       水洶火烈地海崩。
       魚尾甩波津。

       災摧城。曲摧魂。
       凶兆宿命誰可遁。
       此琴撼悲心。

 

《長相思》

潮涌深，

地裂分，

不周山倾未比伦；

怅然同彼心。

 

问此琴，

卜前尘，

肇始无明海里寻；

果成现在因。

 

 

我为名人预测前世

 

 

邓小平 1904年甲辰七月十二子时生   忉利天人  

　　毛泽东 1893癸巳年冬月十九辰时生   天道修罗/他化自在天人

 

陈独秀 1879己卯年八月二十四辰时生 光音天人

 

蒋介石 1887丁亥 庚（戌） 己巳 庚午  畜生趣修罗

 

比尔．盖茨 1955乙未年九月十三亥时生  人道

 

陈果夫 1892壬辰年九月初七申时生      蟒蛇

 

戴安娜＆查尔斯 1961辛丑年五月十九酉时生 人趣修罗

　　郭沫若 1892壬辰年九月二十七午时生    龙族

 

贺龙 1896丙申年二月初九戌时生        猴王
　　朱德 1886丙戌年十一月初六辰时生     他化自在天人

 

马克思 1818戊寅年四月初一丑时生     人道

　　山本五十六 1884甲申年三月初九午时生 畜生趣修罗

 

东条英机 1884甲申年冬月十四丑时生    人趣修罗

　　小渊惠三 1937丁丑年五月十七午时生   狮王

　　普京 1952壬辰年八月十九日酉时生     劳累人

　　李连杰 1963癸卯年四月初三辰时生     狠类人

　　李敖 1935乙亥年三月二十三辰时生     海中鬼

　　连战 1936丙子年七月十一戌时生       鲨鱼

　　爱因斯坦 1879己卯年二月二十四午时生 杜鹃
 
　　林肯 1808戊辰年腊月二十八寅时生     龟

　　艾森豪威尔 1890庚寅年九月初一寅时生 狠类人

　　巴顿 1885乙酉年十月初五酉时生      鬼王

　　富兰克林罗斯福 1881辛巳年腊月十一戌时生  传送鬼

　　小布什 1946丙戌年六月初八辰时生   龙族

　　
　　斯大林 1879己卯年冬月初九辰时生  鹫鸟

　　希特勒 1889己丑年三月二十一酉时生 人趣修罗

 

茅盾 1896丙申年五月二十四亥时生  人道

　　斯瓦辛格 1947丁亥年六月初三日寅时生   疾行鬼